莫纪宏：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机制

正面意义指的是金融创新可以马上落地和实验，好项目能得到推广。

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2016年末一度升至159.8%，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2018年末，贷款余额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7.7%，与GDP之比为176.7%，较2007年末上升了76.2个百分点。

从资金来源结构看，存款仍然是金融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2018年末，由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规模分别为365.9万亿元和118.7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5.85倍和2.60倍，占全部金融风险资产的比重为54.5%和17.7%，总计达72.2%，比2007年高2.6个百分点。2018年末，直接投资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为53.2%，较2007年末下降0.9个百分点。2007年至2018年，居民部门贷款余额由5万亿元升至53.6万亿元，年均增长24.1%，主要是个人住房贷款增长较快。在此之后，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多偏重于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金融资产结构特征变化的深入比较研究较少。

这一时期中国的高储蓄在支持国内投资的同时，形成经常项下顺差，经济高增长还吸引了大量外部投资，从而减轻了企业对信贷等债务融资的依赖。风险向金融机构集中的趋势明显，2018年末，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占比较2007年末提高了14.2个百分点。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保持稳定的同时，人民银行通过改革和市场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提高，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另一部分可以用来发放更多贷款、创造更多货币，具有货币扩张效应。大力度刺激政策在初期有一定作用，但边际效用递减，退出难度递增，长期看还可能会刺激债务扩张和资产泡沫，固化经济结构扭曲，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增加系统性风险隐患。相较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保持在正常货币政策区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货币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

一方面，金融业通过资金的融通传递信息，发现和决定资产的价格，提供流动性，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从而让金融活水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需要的领域。金融风险处置涉及大量市场主体利益，涉及动用公共资源，必须严格依法依规，经得起人民的检验、法律的检验、历史的检验。

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收入稳步增长。坚持分类施策，优先处理可能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突出问题，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做到精准拆弹。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由银行和企业基于商业可持续原则各自作出决策，确定贷款的规模、流向和价格，有助于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坚持稳中求进，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的关系，加强政策协调和舆论引导，防止经济过快下行与风险集中暴露相互叠加，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

第二，加大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力度，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民营小微企业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GDP比例已达70%—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但我们距离金融强国应该说还有漫长的路途要走，可以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也为金融的结构性变革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国成为金融强国提供了一次机遇。其次，应该允许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本参与股权投资，同时可以对银行实施阶段性的风险权重计量。

只要科学、综合、审慎地把这些资金配置在股权融资中，就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基金长钱和企业股权融资权限的匹配，这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譬如参考债转股的风险权重计算方式，给予商业银行在战略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2-3年的低风险权重计量期限，来平滑持有期间的平均资本占用。

第七，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有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如果能够允许资金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话，必定可以助力小微企业依法合规做大做强，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过去企业跨境结算币种选择主要考虑市场因素，譬如汇率风险、货币兑换成本、融资成本等，由于人民币是高息货币，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较高，但在贸易活动中相比美元、欧元、日元则不具备成本优势。据相关部门估算，2020年我国GDP将达到100万亿，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200万亿左右。此次疫情冲击具有一定的非对称性，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损的程度更高一些，当前政府的纾困政策着重在现金流方面对受损严重的中小企业施以援手。在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从来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尤其是要注重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以及大宗商品计价方面的运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基于解决未来社会大问题的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恰恰是可以把融资结构、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长期资本形成、有效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等诸多棘手问题串起来解决的一条途径，也就是说，促进养老金融发展对加快构建我国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补上长期资本形成不足的短板。但与此同时，某些热点城市的房价在疫情冲击下仍出现快速上涨，并存在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的现象，这些既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会扩大金融行业的风险敞口，并对内需的恢复，尤其是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中最具生产性的部分——制造业投资带来负面影响。

第八，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多数主要经济体，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冲击。

黄奇帆理事长发言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的国际标准通常采用负面清单列示，因为负面清单的方式下，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

这或许才是金融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准确定位。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疫情过后有效需求能否快速恢复，仍然会制约中小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速度。在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我以为金融无疑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必须致力于解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致力于配合解决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因此，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加快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真正落地。自2009年7月央行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我国逐步放开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领域的使用限制。

进入专题： 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第三，要充分发挥好科创板的孵化和退出机制，由相关部门出资设立中小企业股权投资基金或者母基金，在企业初创期介入，实行财务投资，由银行管理，把投贷联动真正做起来。

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如此才能为支持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构建一个高效完备的生产供给体系。与社会资本的短期性和逐利性相比，商业银行的投资期往往比较长，能够支持企业长期稳健经营，且雄厚的股本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多的债权资金，使企业的资金实力成倍增长。

其次是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同时银行资源的整合能力比较强，可以帮助企业搭建综合化的服务平台，引入产业投资人、咨询机构、保理商、保险公司这样一些外部力量，帮助企业持续完善财务管理和公司治理，培育更多的待上市优质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为防止过度刺激带来的副作用，政府将政策中心主要放在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规模相对温和，整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然在一个基本可控的区间。第五，必须坚定地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

机构投资者不仅具有信息优势，规模优势，还有着较为专业和科学化的投资决策模式，行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经纪人，所以机构投资者市场地位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9年以来，我国的风险投资出现了较大的调整，2020年公开披露的风投规模只有405亿，大约是2019年的1/4，而且小微企业也不是风投的青睐对象。

个人认为，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未来从目前现收现付制的DB型养老计划转向发展基金积累制的DC型养老计划是必然选择。众所周知，华尔街和硅谷实际上也是相互成就的。

首先，通过建立第三支柱可将家庭部门的短期储蓄变为长钱，从而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有效支持去杠杆。过去由于交易惯性和路径依赖认为是无所谓的问题，都开始逐渐变的有所谓了。